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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求賢令》的作品鑒賞和影響

時間:2019-10-24 17:56:02編輯:吳飛

文學鑒賞

這雖然也是一篇政策性極強的文章,但由于曹操求賢心切,字里行間,交織著深沉的感情,文辭懇切,語言淳樸率直。

文章開頭從大處著眼,縱談自古以來,“受命及中興之君"成功之道莫不都是得力于“賢人君子"的“共治”。但因“上之人"往往不善于識別賢才,以致“賢人君子”有時就在附近,也沒有發現。這就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:要得賢,首先必須識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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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第二段從泛泛而談轉入有針對性的議論,并提出“唯才是舉"的用人方針。為了闡明提出這個方針的思想依據,他先原文照引了孔夫子的一段話,用孟公綽宜做什么什么和不宜做什么,來說明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的道理

接著又列舉了三樁歷史事實來證明“唯才是舉”方針的正確性:齊桓公善于用人,成了春秋第一霸主,周文王賞識姜尚,完成了滅紂興周大事業,陳平得魏無知推薦,為劉邦干出一番大事。在這個層次中,筆墨經濟而傳神。對于歷史人物、事件,因為是人所共知的事,所以并不作細微末節的闡述。而只是擇其大端,要言不煩的勾勒點染,并有機地融進了自己的思想感情,值得注意的是,作者在這簡要的文字中,隨著感情的起伏,句式也錯綜變化。

對孟公綽優缺點的評論,雖只是孔子的推測,但反映的卻是用人政策的重大基本原則:揚長避短。所以引用了原文,顯得嚴肅莊重。齊桓公是曹操所欽佩的,所以用了感嘆句。而感嘆之中又略含不需回答的反問口氣,好像在自省,顯得堅定有力,是作者內心激情的迸發。垂釣渭濱的姜尚,未遇魏無知的陳平,則是作者所要索求的人物,所以用了虛擬句,顯得婉轉、謙虛,富于情味,是作者內心激情的含蓄流露。

文章第三段以“吾得而用之”結語,點出舉賢的目的,照應開頭,開國中興的雄心異志躍然紙上。“用世"的目的,對懷才不遇之士更具吸引力。

這篇令文,沒有官方那種庸俗的氣息。全文寫的灑脫清峻,不加雕彩,說事言理,明自如話,于細細評說、反詰疑問中隱含著作者對賢才的一片誠摯渴求之心。文章雖短,但事理完備。這篇令文雖不注重辭采藻飾,讀來卻饒有風味,因為這篇文章用詞形象貼切,比喻生動恰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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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運用姜尚、陳平事,沒有更多地鋪敘,而是以事出論,巧妙地將歷史事實與人才標準統一起來,借史證己,以己說史。這種寫法,既增強了令文的說服力,又使應用文字平添了一種文學意味;既容易使臣僚從歷史中來體悟現實,又使自己提出的求賢標準有堅實的歷史基礎,可謂小中有大,實中有虛。

名家點評

張溥:“帝王之家,文章瑰瑋,前有曹魏,后有蕭梁,然曹氏稱最矣!”(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·魏武帝集》)

楊鈞:“湘綺(王閻運)教人作文,必學范書(后漢書)及曹操文。曹文無長篇,篇數尤少,如何可學,余甚疑之。后乃知其短篇,皆具長篇氣力,不駢不散,有子長(司馬遷)之遺則。蓋孟德詩文,皆有過人之處,其氣概之雄偉,乃得之天生。猶之阮嗣宗,詩文皆御風而行,不許他人擬議也。”(陳登原《國史舊聞》引)

郭預衡:“像這樣的政令文章,在戰國以后,經過兩漢幾百年間,都不曾有過,兩漢帝王也曾多次下過求賢的詔令,其中所說大都是先德而后才,沒有講‘唯才是舉’的。更沒有講‘不忠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’便‘勿有所遺’的。

曹操為什么這樣說呢?一方面當時確實急需人才,迫不及待,用人不能求全責備;另一方面,東漢以來社會上所謂‘孝廉’、所謂‘‘仁孝’,早已是空;行其名,要用人才,必須打破傳統,‘唯才是舉’。不過曹操的‘唯才是舉’主要是指那些為我所用之才;如果不為我用,即使是人才也未必舉的。”(《中國散文史》)

后世影響

曹操的《求賢令》代表了對東漢士風強烈的反動——道德無用,唯才是舉。這種棄德唯才的政治風格,以當時的時代背景看來,有一定的合理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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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操這種棄德唯才的用人導向,并不合理,不免被批評為奸雄作風,可能是曹操為其自身出身卑微作的抗議,但在錯誤中仍有其悲涼、有其可取之處——畢竟從政是造福百姓的事業,沒有才能空談道德是不行的;然而亦畢竟偏激,完全不要道德,造成魏晉南北朝長期的篡亂、燒殺。光憑才干,也不是能解決時代大問題,故德才兼備才是合理導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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